全球性互联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

全球性互联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球性互联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为整合的世界?

当我们需要确定全球史理论的历史纵深和影响时,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在跨境移植和交换关系的视角下,如何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

全球化的概念在历史学界是一个新术语,从1993年才开始在公开讨论中出现,此后它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再后来,全球化就成了历史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析性概念。

首先是经济史学家开始使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历史超越了对一种世界市场形成的追问,从而成为了历史书写的一个合法对象。

此后,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并且企图通过它来丰富历史学的研究。

按照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我们自身就是世界历史转折的见证人:“社会、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在一个较深层次上发生了转变,围绕着电流和无尽的时间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信息时代。它的命名根据的是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的文化自主性。”

然而,在号称它处理的是一个新现象时,这一口号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957年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密立根和罗斯托已经宣布,“我们处在一个深刻的世界变革之中。阅读量、大众传媒和旅行的迅速增长取代了过去用以维系整个社会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模式。简单地讲,跟过去相比,世界变得更加彼此依赖、流动性更强。”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早在1917年就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跨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时代分水岭。

这一转变是建立在19世纪的技术基础上的:“铁路、蒸汽和电报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调动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各个国家从彼此隔离与孤立的状态中走出来,那种孤立的状态使得不同种族之间彼此分割,它随着交流的扩大而逐渐消失。强大的宇宙力摔破了那只曾经隔离种族和国家的笼子,并迫使它们熟悉新的环境和新的竞争、较量与冲突形式。”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一变迁就和跨境互动联系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那种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信念,即人人幻想自身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历史变革,并体验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使得富有意义的历史分期变得没有必要。

实际上,全球化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含糊和不确定的。全球化很少对历史变革的质量提出假设,并且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全球化”的目的不在于为历史行为体赋予并激活一种未来愿景。

因此,全球化不是一套元理论,但也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处理历史的特定视野,有助于把历史进程放置于一种广泛的语境中,并在方法论上超越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

它能够吸引的对象是对不同层面关系的深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例如经济整合、民族国家和市场的变化关系、文化均质化和差异的形成,例如伴随着交通和交际媒体的变化而带来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新认识。

首先,对跨区域、跨文化的互联和交流的追问,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中去。杰里·本特利提出这样的建议,跨文化互动(移民、帝国扩张和贸易)的全球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一直持续至今,共经历了六个时代。

跨文化的互动从彼时直到当下,给所有参与的人都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当然,近代以前的交互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后来的时代,彼此接触的范围也不尽相同。

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互动本身也有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参与个体的经历。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后果有三个进程,它们超越了社会和文化地区的边境线,分别是: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和远程贸易。

世界史可以理解成一部交互关系的漫长历史。最新的历史书写总是一再强调,古代的社会就已经烙上了跨境进程和互动的印记了:佛教一直传播到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蒙古帝国,甚至往俄罗斯和近东扩展、印度洋和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14世纪中期黑死病从亚洲往欧洲的传播、马可·波罗(1254至1324)和伊本·巴图塔(1304至1377)的旅行。

其他例子就不一一枚举了。威廉·麦克尼尔和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把全球性互联的历史追溯到人类语言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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